随着岁月的流逝，人生阅历的丰富，对市场认识的深化，我逐渐意识到，自己以前过于强调了投机主体的内在力量，轻视甚至贬低偶然性因素对投机者人生和交易的重大影响，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取的。

在股票和期货市场，我亲身经历的无数次成功和失败的交易表明，一个股票及期货市场的投机者的命运，确实受制于许许多多看似极为偶然的因素。一个意外的政策、一次自然灾害，甚至一条消息、一句谣言，都可能在金融市场中引起轩然大波。市场价格激烈动荡，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2004年4月的一天，因为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一席讲话，伦敦商品交易所的铜价暴跌，上海期货交易所自然也无法独善其身，沪铜连续停板，多头只能眼睁睁看着市场价格下跌而束手无策。

所以，轻视、贬低偶然因素的巨大影响力，投机者往往会走进思维、认识的误区。在交易成功时过于夸大主体的智慧与能力，而在遭受损失时竭力强调外在的偶然因素。显然，这种自我评价的态度缺乏起码的客观性。那么在股票及期货交易中，制约投机者成功的外在、偶然的因素有哪些呢？

1、社会政治、经济环境

有人说，如果索罗斯当初不离开匈牙利，他现在可能只是布达佩斯大街上的一个出租车司机，而不是威震全球的金融大师。

“如果你把我放在孟加拉国的中部或者秘鲁及其他地方，你会发现，我所具有的才能，在那片不适宜的土壤中将会长出什么——我会在30年后仍挣扎着谋生。我有幸在一个市场体系中工作，这一体系碰巧给我所做的工作以可观的回报——虽然这回报大得不成比例。”（《沃伦巴菲特如是说》）

再比如，政治因素往往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汇率制度，也决定着金融领域的自由化、市场化程度。一个实施固定汇率制度的地区，外汇投机者就根本没有生存的空间；一个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低的国家，投机者只能参与国内市场，而不能进行全球金融市场的交易。所有这一切当然会极大地禁锢市场参与者的发展空间。

可见，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是投机者生存的土壤。国内金融领域要出现像巴菲特、索罗斯这样对世界经济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还需要社会政治、经济更加民主化、市场化，国内股票、期货市场更有活力，更加公平、公正、公开。

2、政策因素

政府的一个政策或者任何大的举动，都可能对金融市场产生难以估量的作用，从而使投机者的命运产生戏剧性的变化。

1995年2月23日，中国期货市场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被誉为中国的“证券教父”，万国证券公司的老总管金生，在国债期货市场的世纪豪赌中，一夜之间输掉了整个公司，损失几十亿元，这就是著名的“327事件”。事情的起因就是财政部的一个贴息政策，即把国债期货品种“327”合约的年利率由原来的9.50%提高到12.24%。

所以，在很多时候，投机者是可怜而渺小的，政策因素往往直接决定了投机者的悲剧命运。在这种情况下，过分强调投机主体的内因，把交易成败的原因完全归于个体的主观因素，是非常不公平的。

3、市场本身

一般说来，在市场行情大起大落、价格变化剧烈的年月，国外投资基金经理的业绩往往比较好；而在股票、商品和金融期货的价格变化平缓、长期盘整的年月，投资基金的业绩往往不如人意。道理很简单，投机者只有在市场价格的起落中才能赚取差价，一个死气沉沉、交易清淡的市场，投机交易是难有作为的。这一点在国内期货市场的表现也非常明显。

4、煮熟的鸭子也会飞

在日常交易中，每当我做错方向而赔了钱时，我从来不怨天尤人，谁要你技不如人呢？我要求自己进一步努力，提高自身的智慧、意志以及境界，从而减少交易中犯错误的次数。但是，这种单纯的想法，有时候也会给自己带来很多不必要的烦恼。即对自己的要求过于苛刻，把不应该由自己承担的责任全揽过来。这种做法对自己是不太公平的，也会给交易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

在前些年的国内期货市场，一个投机者的成败，并不完全取决于一个人的内在水平，还有许多非市场的、偶然的事件，严重地威胁投机者的成功。市场不规范，导致了许多投机者稍有不慎就会损失惨重，甚至被扫地出门。

1994年底，我们国债期货营业部的一位散户，上午还有10多万元，下午，他赶上了国债期货交易几个月中最大的一次市场震荡，不仅把账户上的钱全部赔光，而且还欠营业部6万多元。

在我的记忆中，曾经有好几次，我在期货交易中方向判断准确，行动也非常漂亮，结果却没有赚到钱。当时我简直是气急败坏。我回忆起这些往事，只是想提醒自己，在下面的例子中，明明利润就要到手，最终却还是拿不到，为什么我还要急着去做那些风险很大、很不确定的交易呢？所以，期货交易不要太过于执着、过于认真，不要太看重一时一地的得失，要以一种游戏的态度来看待，心平气和方能走得更远。

1995年8月，我在苏州红小豆509中做多亏了大钱。后来，红小豆的价格竟然跌到了每吨1600多元。在市场下跌的途中，红小豆市场一直没有出现过任何像样的反弹。当时有人说，红小豆比猪饲料都便宜。

我的多头思维一直没变，我认为物极必反，市场早晚会有一波强劲的上涨行情。在市场价格跌到2000元到2100元的时候，我做了大量的多单，希望能抓住市场可能出现的反弹，把前一段时间的损失夺回来。按照常理，我估计在这个位置做多风险不会太大。

但是，那一年的苏州红小豆走势真是怪异极了，不管红小豆的价格多低，空头就是肆无忌惮地卖空。记得当时空头的一个主要借口是实盘压力巨大，没有多头愿意接货。面对让人绝望的市场下跌，我无可奈何，只好在盈亏不大的情况下平仓离场。

后来，我听说事情并不像空头所说的那样，真的没有人想要红小豆的现货。安徽丁氏兄弟想接货，交易所就是不让。因为空方主力是苏州当地的机构，和交易所关系密切，他们牢牢地把持着苏州红小豆市场的走势，只能赚钱而绝对不能输。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在1995年8月的那一段时间，我在红小豆市场由于做错方向，赔了大钱；现在，我做对了方向，却因为交易所的原因，因为非市场的因素，没有赚到任何钱。

相似的例子还有：

2002年前后，国内期货市场经历了几年异常萧条冷清的局面，谁也不知道政府对期货市场的严厉监管要到什么时候才结束。我这个以期货为职业的操盘手，对市场的前途感到心灰意冷，毫无希望。然而，不知不觉中，有些事情已经悄然变化，大连大豆行情首先出现了转机。

从2001年开始，国内大豆市场在下跌了七八年以后，在美国CBOT的影响下，小幅上涨，开始走上了持续好几年的牛市之路。谁也没有想到，大豆价格从2000元附近起步，最后竟然涨到了2004年令人目眩的4100多元。

但是，在2002年的时候，因为前几年的熊市思维在很多人的头脑中打下的烙印太深，许多人在心理上对市场转牛还没有适应，包括一些大豆主产区从事期货交易多年的大型企业、机构，他们仍然认为这只是一次小小的市场反弹，所以，在市场价格刚刚开始上涨，还没有走出底部区域的位置，他们就开始做空。

根据CBOT的走势图，大豆市场的牛市已经来临，我对大豆市场的后市非常看好。所以，我在国内5月合约上做了不少多单，等待市场突破前几年的高点——2400～2500元这个区域，然后再加码买进。

然而，2002年5月合约的走势就是不争气，直到离交割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持仓量依然高达30多万手，居高不下，但市场价格却没有涨上去，还在2200多元徘徊。难道我对市场的判断有重大的失误，不是的，那么市场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原来，国内空头主力为了操纵市场行情、牟取暴利，竟然准备了100万吨大豆现货，想要通过实盘的压力迫使多头主力投降，而且还通过交易所对多头旁敲侧击，警告其不要轻举妄动。

最后，在各种压力的作用下，大豆5月的期货价格并没有上涨多少，多头却破天荒地用20亿元资金接下了近100万吨的大豆仓单。这种情况非常令人惊奇，因为以多头主力的实力，在5月合约的最后交易阶段，完全可以让市场价格上涨400～500元。反正实盘100万吨都已经接下来了，为什么不在投机虚盘上赚一笔钱呢？当然那样空头主力就惨了。

我看好的多头行情并没有出现，但在随后大豆市场这波汹涌磅礴的涨势中，我在市场价格涨到2500元以后的行情中赚了大钱，那是凭我的理论和经验，在趋势行情突破以后牢牢地拿着多单不撒手，一直到3500元左右才平仓离场。其实，回头看来，如果我再坚持一段时间，还有不少利润。但是，我已经对此心满意足了。

回想起这几次交易，我发现，小到一次具体交易中的意外事件，大到投机者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以及一个国家的民主化、市场化程度，都会对投机者的命运产生深远的影响。一个高明的市场参与者，必须清醒地了解制约投机成败的偶然因素的巨大影响。只有当外在条件成熟、机会来临时才勇敢出击；而在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具备时则隐忍修炼，耐心等待。否则，如果投机者一味猛冲猛打、鲁莽行事，不根据环境的变化，审时度势，难免不被市场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