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毕业后，我曾经在美联储的一家分行工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每次FOMC会议前，制定一个有着几百个变量的经济数据预测表，也就是“美联储每个季度都会公布的对未来两三年经济前瞻性预测”。在这个分行，只有我和直系老板——分行副主席共同完成这个工作。我做具体的数据，他过目认可，然后就直接递交给分行主席。因此，美联储是如何做宏观预测的，我还比较了解。

技术层面

技术层面其实是公开的秘密，和其他的分行以及现在世界上的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一样，这个支行预测宏观经济用的是当红的DSGE模型，也就是要利用计算机解一堆复杂的方程组，解出来的答案就是对未来的预期了。这些方程里面的几百个常数项是半猜半凑出来的。有的常数项很容易，比如失业率，这个数字可以在美国劳工部查找；有的常数项需要跑回归（regression）或者其他数学办法；有的常数项就是根据直觉、经验去猜。

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觉得很难，要面对环环相扣的十几个程序，这些程序用不同的语言写成，有一些语言估计世界上没有多少人在用了。根据当月经济状况，老板会不断要求修改这些程序，从而符合预测。我忙乱了几天，终于做好了，把表格打印出来递给老板。他点点头，就交上去了。当时我细思恐极，心想：难道就这么简单吗？

对于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直接指导了下一步的货币政策制定。如果这一切只需一个本科毕业的小朋友在一堆自己不太理解的程序里面敲敲打打就可以搞出来，那美国的货币政策也太不靠谱了。幸好，过了几个月，我发现果然并不是这样的……

经验层面

有一天，我把预测表交给老板，老板看了两分钟，就指出其中一行一列的数字，说：“这个数字错了，你的方程一定哪里写错了。”我很惊讶，问他怎么看出来。他说：“凭经验。”我于是去查自己的程序，几百行一行一行查出来，结果的确有一个参数抄错了，再跑一遍程序，其它的变量都没大改动，的确是老板指出的那个变量发生了最大的改动。我把新结果再拿给他看，他笑着说，这就对了。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四年了，我仍然没有想明白老板当时怎么能够一下子看出来这个问题，毕竟我原先给的结果也是在合理的范围内的。所以我想，美联储预测宏观经济，看起来是依靠一个非常复杂的数学模型，然而其实是“唯手熟尔”，依靠几十年的经验判断。我的老板曾经说过，美联储的经济学家做的其实是“经济的工程学”。什么叫工程学呢？就是不厌其烦地反复试错，反复调整，通过每一次错误和调整来积累这个领域的经验。

我修改后重新递交表格，老板点头通过了，上交到分行的闭门机密会议里，让主席和几位副主席轮流看，讨论一遍，对一些数字再进行微调。过几天，分行的主席就带着这张经过修改的预测表，前赴华盛顿参加FOMC会议。每个出席会议的分行主席都有一张类似的表，大家开会商量，最后公布一个官方的预测。

民主层面

美联储最核心的决策会议叫作FOMC会议，每一个半月开一次会，出席的成员是美联储主席 + 在华盛顿的剩余6个Board of Governors + 12个分行主席。大家经过两天的闭门会议，讨论了各自心里对未来经济走势的预测和政策想法，然后进行民主表决。每轮FOMC可以表决的人是美联储主席 + 所有Governors + 纽约分行的主席 + 剩下分行的主席中的四个。所以除了纽约分行因为地位特殊而每轮都可以投票之外，剩下的11个分行行长轮换投票权。

虽然最后出台的政策是一个民主表决的结果，但是美联储其实是一个强烈渴望共识的地方，也就是说，大部分投票都顶多有一票反对……如果有一轮FOMC的表决结果是12票中9票赞成，3票反对，那么第二天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应该就是“美联储内部分歧空前严重，美国经济一片迷茫”这样的了。

这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和政治决策不同，美联储所要制定的宏观经济预测数据应该是一个客观的东西。那么，如果大家都基于相同的事实，研究同一个客观的东西，最后应该形成的是同一个观点。每一次开会都是为了达成共识，主席如果察觉大家尚未达成共识，就不会轻易提出表决。投票似乎只具有象征意义，最后整个房间里的人都达成共识。

政治层面

美联储从设立之初，就小心翼翼地躲避政治势力的影响，希望在一定程度上把美国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隔开。我平时的工作距离政治非常远，感觉FOMC的表决过程也很难被党派力量左右，所以有一天我就问老板，很多新闻会说“白宫向美联储施压之类的，是不是全是信口胡说，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机制能让政治影响美联储呢？”

老板说：“美联储主席是制定每一次FOMC会议议程的人。”也就是说，虽然这是一个民主表决过程，但是究竟要讨论什么，对于什么政策进行表决，则完全由美联储主席说了算。而美联储主席则是由美国总统直接任命的，从这个层面上看，美联储受到了白宫的影响。

举个例子，2012年秋季美国大选进入白热化阶段。共和党候选人Mitt Romney大肆抨击美联储最近几年的政策，并表示自己当选后一定会另寻经济学家，来替代当时的主席伯南克。几天后，伯南克主持FOMC会议，提出并决议通过了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也就是QE3。伯南克选择在那个微妙的节点提出QE3，到底有多少是因为政治压力，有多少是基于经济因素，可能只有天知道了。

美联储的“难言之隐”

2015年9月，美联储终究没有加息。说了好久要加息，最后还是没有加上，和之前的每一次一样，又有很多新的情况暂缓了这一次的加息：美国的新增就业情况、拉美的货币贬值、希腊问题等等。可是，这么算起来，从2008年底到现在，美国已经有7年时间滞留在零利率上了。这让我感到忧郁，我觉得世界似乎从2008年就停了下来，美联储有限的政策工具对此没有解决的良方。

我记得刚入职的时候，我们分行开过一场学术会议，当时两位来自日本的央行学家大声疾呼：“千万不要把美国变成日本那样！”四年过去了，也许他们说中了，整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都陷入了日本式的经济放缓，日本式的忧郁。从更加宏观的意义上来看，美联储（或者说所有央行）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都遇到巨大的困难，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1）占卜未来的困难。即使DSGE模型再精深，但说到底，我们是在用一年前的数据（近期的数据只是估测，并不准确）预测两三年之后的事情，所以预测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差距。并不只是美联储，华尔街上任何一家投行的宏观研究部门的远期预测准确程度都不高。

 

（2）八面玲珑的困难。虽然美联储宣称只有两个目标——美国的失业率和通胀率，但实际上其政策对美国国内和国际产生巨大影响，美联储不可能不顾及。在这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美联储出台一项政策，想要方方面面都照顾到，是很困难的。

在这个角度上看，这是一份挫败感很强的工作，我像在很慢很慢地下棋，每一个半月下一步棋，而对手是整个世界。然而，因为数据和沟通上的滞后，实则我的每一步都慢了。我就像是森林里的看火人，很多时候我只是隔着玻璃窗在山顶看野火燃烧，时时记录和报告我观测到的数据。然而，对于大部分野火，最好的办法是不干预这场火，不去以消防员的身份扑灭它，等它自己烧完。

我很害怕每天写那么多程序，跑那么多回归，会被数据麻木掉，磨损自己的感知能力。然而并没有，我的老板喜欢这个世界，他教会我看数字的背后，看世界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他也让我知道，对于大部分变化，我能做的是多么有限。不过，只是目睹和理解这些变化，我就已经足够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