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反对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任何人出错都得付出代价，这是毫无例外的。当我是正确的时候，我不想亏钱。但我还是因为某项特殊的交易制度突然变化，付出了金钱代价。我把一些投资活动中的偶发事件铭记在心，它们不时地提醒投资者，凡是利润都要等到存入银行自己的帐户后才可以认为十拿九稳了。

欧洲爆发二战之后，那些急需的商品价格开始上涨。人们很容易预见到这种形势和战争引起的通货膨胀。自然，总体上涨趋势随着战争的持续一直进行着。你可能还记得，1915年我一直都在为“东山再起”忙碌着。股市的暴涨就在面前，利用它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最稳妥、最轻松和最迅速的大胜就在股市上。

到1917年7月为止，我不但已经能够还清所有债务，而且还净赚了一些，这就意味着此时有时间、资金和可能去同时进行期货和股票交易。多年来我已经把研究所有市场情况当成习惯了。商品（期货）交易市场上的商品价格与战前相比增长了100%到400%不等。只有一样东西例外，就是咖啡。当然，其中自有缘由。战争的爆发意味着欧洲市场的关闭，大量的货物运到美国——硕果仅存的大市场。这导致国内咖啡原料的极度过剩，这种情形反过来又使得其价格保持低廉。当我开始考虑咖啡投资的可能性时，其价格已经跌到战前水平之下了。

如果说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可谓浅白的话，那么下面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了：德国和奥地利潜水艇不断地攻击盟国船只，意味着可用于商业意图的船只数量的减少，这将导致咖啡进口量大降。随着进口量减少而消费速度不变，剩余的咖啡库存一定会被吸收。因此，这种情况发生时，咖啡的价格一定会像所有其他商品一样上涨。

用不着请出福尔摩斯就能得出这一结论，但是为什么人人都没买咖啡？我不知道。但当我决定买入时，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投机。我清楚这笔交易是需要时间的，同时也必定会带来利润。这一点使得这笔交易成了保守的投资活动，这是银行家的所为，而不是投机客的行径。

1917年冬天我买进了大量咖啡。然而，市场继续不景气，价格并没有像我估计的那样升上去，结果我只好怀揣自己毫无结果的投资长达9个月。9个月之后我的合约到期，只能卖掉平仓。这笔生意使我又损失了一大笔钱，不过，我仍然认为自己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只不过在时机的把握上出错了。我认定，咖啡一定会像其他商品一样上涨的。因此，我一卖光手里的头寸就又开始吃进。这回我买进的咖啡是上次的三倍。当然，我买的是期权合约——这样可以在尽可能长的时间里持有。

这次我没犯错。当我买进以后，价格马上就开始上涨。每个人都意识到咖啡市场会发生什么。形势开始明朗，似乎这笔投资马上就要就要给我带来巨额利润。

我手中合约的卖方是焙烤商，其中大多数是德国人或者机构，他们在巴西买进咖啡，十分自信地运到美国来。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处于难堪的境地，南美的咖啡源源不断地到货，却无法运到供应稀缺的美国，而他们自己还在做空咖啡。

请注意，当我第一次买入的时候，咖啡价格实际上处于战前水平。也不要忘记，我买进之后，手中仓位套牢了大半年时间，造成了巨大损失。犯错的惩罚就是亏损，正确的奖赏就是赢利。我的判断毫无疑问是对的，又持有了很大的头寸，因此我不需要市场上涨多少，就能赚到自己满意的利润。我不想给出交易的具体数量，因为这实在太大了，别人会认为我在吹牛。

实际上我在按照自己的方式投资，而且总是给自己留有充分的安全边际。在这桩交易中，我是十分保守的。我大笔吃进期权的理由是觉得自己不会亏本，大势对我有利。我已经被迫等待一年了，现在我的判断和耐心都将要得到补偿。利润正滚滚而来，只要不是瞎子，都能抓到。

那几百万利润实实在在地来了，而且来得飞快！可是就是没到我手里，发生了什么呢？不可预料事件！这件事任何人都没有经历过，因此我根本无从预防。这件事迫使我在一长串投机风险名单中加进一个新的名字。那些卖咖啡给我的空头户们清楚自己将面临什么，只得想尽办法从原来的位置脱身。于是他们设计了一种新的赖帐方式——向华盛顿求援，而且他们成功了。

也许你记得，政府曾经制订过各种各样方案来抑制必需品囤积居奇的行为，大多数都起到了作用。于是那些“有善心”的咖啡空头们跑到战时价格委员会去大谈爱国主义，呼吁他们保护美国人吃早餐的权利。他们说，一个名叫劳伦斯·利文斯顿的职业投机客正在垄断或即将垄断咖啡。如果他的投机阴谋成功的话，美国人就得被迫付出昂贵的价格来购买每天必吃的咖啡。他们表示自己不是咖啡赌徒，而是做着政策的咖啡贸易，他们愿意帮助政府约束可能出现的牟取暴利行为。

我对这些装可怜者极其痛恨。我不是指责价格委员不应限制囤积居奇和浪费的行为，而是想说，他们不应该过多地介入特殊的咖啡市场。最终，他们给咖啡原料定了最高价，也为终止所有现存合约定了一个最后期限。无疑，这个决定意味着咖啡交易所将关门大吉，我能做的只是卖掉所有合约。

我认定能安然落袋的几百万利润完全成为泡影。无论从前还是现在，我都强烈反对从生活必需品中牟取暴利，但是，在价格委员会制订咖啡章程的时候，所有其他商品已经以比战前高出250-400%的价格卖出，而咖啡价格实际上比战前几年里的平均价还低。价格上涨是不可避免的，其原因不是因为投机活动，而是因为咖啡存量在减少，这要归咎于日益减少的进口量，而后者又是德国潜水艇骇人听闻地击沉船只导致的。价格委员会没有等到咖啡开始涨价，就踩下了制动器。

无论怎么看，强制停止咖啡交易是一个错误。要是价格委员会不干预咖啡交易，那么，价格无疑会涨上去，与任何所谓的垄断毫无关系。但是这种高价——不会高得离谱——将会刺激供给增加。后来咖啡恢复交易时，价格已经涨到了23美分。美国人民不得不支付这样的价格，是因为供应量太少；而供应量太少，是因为价格太低；价格太低的推手，自然是那些“有善心”的爱国者们。

我一直认为，在我做过的所有期货交易中，咖啡交易是最合理合法的，我把它看作是投资而不是投机。在我投资的一年多时间里，如果说其中有什么赌博因素，那就是那些德国烘焙商。他们在巴西买进咖啡，又在纽约卖给我。价格委员会定下了固定的官方价格，在囤积居奇开始之前，保护了公众利益不受影响，但是却无法限制紧随而来的高价。而且当生咖啡以每磅9美分的价格出售时，烘焙咖啡却和其他商品价格一起上涨，最终获利的只有那些烘焙商。如果生咖啡每磅上涨2、30美分，那么我能就赚几百万，而且也不会使公众付出后来那么高的代价。

通常，投机活动中事后分析是浪费光阴，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但是这一次的交易颇具教育价值。我干得非常漂亮，不亚于其他任何一次出手。上涨逻辑清晰可见，一切都合情合理。以致于我都忍不住想象几百万美元到手的样子，但最后我没有如愿以偿。

除此之外，我还经历过两次交易所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改变交易规则的事，而且都造成了我的亏损。只不过在这两次事件中，我的交易虽然在技术上无懈可击，却并没有我在咖啡交易中那么笃定，在投机操作中也没有什么是笃定的。

咖啡风波过后，我在其他商品和股市的做空交易中都非常成功。结果我又遭到无故的责难，华尔街的职业作家和新闻记者们已形成了习惯，只要商品价格大幅下跌，我就是袭击市场的罪魁祸首。我想，他们之所以夸大我投资的规模和影响，只是为了满足公众的无趣要求——为每次价格变动找出原因。

我曾千百次强调，任何操纵手段都不能把股票压低并使之稳定在底部。这点并不神秘，任何人只要不嫌麻烦地思考半分钟，就能想到答案。假如一个炒家对一种股票突然采取行动，也就是说，把价格压低到真实价值以下，那么会发生什么不可避免的事呢？了解股票真实价值的人会趁低价吃进。假如这些人也停止吃进，那必然是因为大势已经在下跌，他们的财力不足以与之抗衡了。事实上，所谓的操纵，一百次中有九十九次都是合理的下跌。无论所谓“操纵者”头寸有多巨大，充其量也只能加快跌势，而非下跌的主因。